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要走出当前行业道德沦丧的囚徒困境，离不开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强制性约束，然而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本身是有成本的，且无法涵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而且在短短30多年，就要达到西方国家300多年所建立起来的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其本身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社会资本不能脱实向虚，金融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三是欧盟多靠现行福利制度发挥自动稳定器（auto-stabilizer）作用，而未能在危急时期提供更为积极的干预措施。
围绕危机的成因和性质，各方解释众多，有的认为这场危机是一次财政危机，有的认为属于银行危机，还有的认为是欧元设计缺陷导致的货币危机、决策危机。其次，理论与管理创新需提升，发展方式要转变。最后，金融监管欠力度。冰岛银行业在英国跨境展业的危机处置的案例即很说明问题。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过度举债，超前开支，是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南部欧洲国家的通病。
其次，维持高杠杆运作，系统性风险失控。同时期，南欧国家雇员人均工资平均每年的上涨速度比北欧国家高2.7个百分点，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却与北欧基本持平，导致了十年间单位劳动成本增加了32%，比北欧高20个百分点，竞争力大幅削弱。政治，是需要权力的制衡，更多是需要民主化来解决问题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大力提倡市场化，是对的。要建设新文化，也需要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潜规则往往就是在这些陈规陋习中滋生和繁衍的。文化建设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
因为人类没有敬畏，人类就避免不了自大和自狂，人类的自然性就得不到有效约束。再次，国家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就不能主要归功于市场化。
在这个文化陷阱里，潜规则成了主要的游戏规则。在一些领域，我们也看到，私有化确实是有效率的为了弥补商品房开发的下滑，中央提出加大保障房建设，这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解决保障房资金问题。类似事件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是有前车之鉴的。
而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宏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国务院新36条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发展，这样基本能够解决资金上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下一阶段，即使需求继续扩大，预计房地产市场也能够基本保持平稳。再次，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是地方和中央、各部门之间齐心合力才使得房地产调控取得目前的效果，成果来之不易;二是到目前为止，房价只是涨幅放缓、放小，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而且还有反弹的压力。
当我们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时，又有人鼓吹私有化。为此，我认为可做以下三方面调整：其一，国有企业的定位首先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要逐步甩掉历史上国家所赋予的沉重包袱，全面走向市场，真正做到自负盈亏。
而林毅夫则坚决反对私有化。这本也无可非议，但是在一些上市企业，高管的薪酬甚至高出职工百倍，这无疑偏离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必须正视市场竞争的二元本性。当然，引导居民形成合理的购房需求，也是当前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切似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自利行为酿造的集体苦果。如何在控制房价和投资增长之间找到平衡，是这轮房地产调控的难点之一。其次，优先发展东部、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开放战略，虽推动了国家经济30多年来的高增长，但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在地区间的差距。而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天然特权，如低资金成本、低土地成本、高补贴等。
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缩国企规模，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也该理性一点，谨言国有企业私有化。当前，应从微观层面来推动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扭转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
其二，在中国，并不存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即便是席卷世界的非国有化浪潮，也并非是全盘私有化，而是对原有国有企业进行多元重组。而且从长期来看，强制性的行政措施和政策只是补充完善制度，努力构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例如积极稳妥推出房产税，促进住房价格合理回归的市场机制，才是最为基本的。
因此，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需看清导致其出现的历史因素，在此基础上，多头并举，从以下四个方面同时入手。要避免我国行业道德沦丧的囚徒困境，一是生产者要有同情心，即悲天悯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情怀，企业上下多一些对他人的同情，少一些对社会的危害，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员工之间相互监督、勇于揭发违法违规行为，避免道德缺失现象变成行业潜规则;二是生产者要讲情感，即不能只追逐利润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企业的目标函数中应包含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的福利。
从纵向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先工业化的经济赶超战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战略，以及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对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收入分配在城乡、地区、行业，以及职位之间的差距。最后，从职位上来看，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企业内部，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在收入上的差异愈加明显。因此，改革就必须打破既成的所有制结构，消除对国有企业的优待，实行私有化。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走向预测过去八年来的房地产调控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4—2007年是一个阶段，主要针对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第二个阶段2008—2009年主要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拉动内需;第三个阶段2010—2011年主要是针对房价过快上涨、房地产市场投资投机严重。
怎样走出行业道德沦丧的囚徒困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司法、立法和法规建设不断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各类违法行为却不断地与司法、立法和法规建设赛跑，使得许多法律规范成为一纸空文。从市场结构上来看，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以石油、电信、银行、证券等为代表的垄断行业，与纺织、制造、手工业等为代表的非垄断行业之间，在职工的收入上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国有企业改革，历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要辨析化字，可上延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是一化三改，这里的化是指工业化，改是指对农业、手工业、准备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社会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一些企业生产的伪劣甚至有毒产品得不到有效治理和抵制，最终各行各业的生产者将陷入囚徒困境式的集体悲剧,每个生产者也将成为劣品的受害者，因为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地沟油的生产者可能成为毒大米的受害者，反之亦然。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进入专题： 国有企业改革 贫富差距 房地产 。其三，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要继续完善国有企业的内部分配机制，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称等问题，借此来引导国有企业扬长避短，提高效率。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全盘私有化，而在于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如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
因此，道德文化建设对于维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全运行、提高我国产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要承担更多的期待。而在当前，最需要政府政策的地方是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
其普遍性在于，无论是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都存在这一问题;其特殊性则在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在西部地区最为突出。为了保增长必须依靠投资，尤其是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而投资中房地产占很大比重。
在这几个阶段中，收效显著的是第三个阶段，因为国家采取了严厉的釜底抽薪的举措：一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退出房地产;二是收紧和严管土地市场。国有企业改革的下一步是否要私有化近日，世界银行一份关于中国未来20年发展的研究报告引起了极大争议，该报告称我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的30多年后，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并特别强调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